高等教育變遷的過程：從國家到市場
綜覽歐美與澳洲的高等教育機構在1970年代的變化，大抵而言可以說是資本主義與市場競爭邏輯，被引入高等教育機構經營策略的過程。本文回顧既有文獻對於歐美各國與澳洲高教系統變遷所作出的詮釋，並對何謂傳統的教育機構運作特徵，以及1980年代後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的變遷內容，以及其對內部勞動環境所造成的衝擊作出說明。
根據高等教育學者Clark(1983)被廣泛採用的模型，高等教育總共被三種不同的力量所影響，形成一個「高等教育的協調三角」(the trangle of coordination)(蓋浙生，2004)(莫家豪、羅浩俊，2001)(詹盛如，2010)
1.國家權威：代表統治機構的意志，透過代表國家權力的官僚系統
來對高等教育機構進行控制
2.學術寡頭：學院與學術社群內部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力量，透過其
學術權威性，以及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的正式與非正式
治理(擔任決策性職位或非正式委員會)，來對高等教
育的走向產生影響。
3.市場 ： 高等教育作為一種「產品」，同時也會受到消費者對
於教育的需求所驅動。無論是在需求的「質」作為一
種教育內容的取向，或是「量」作為教育服務需求的
程度，都會對高等教育產生影響。
在各種對高等教育變遷所作的詮釋之中，雖然皆隱含著這上述三種力量之間的彼此協調，但由於高等教育的變遷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因此當關注的面向不同時，所凸顯出的主要影響力量也會不同。除此之外，由於這樣以國家內部的高等教育環境作為界線的討論框架，並無法解釋自1980年代以降世界各國(以歐美和紐澳為主)高等教育環境在變遷上趨勢上所展現的趨同現象，因此在除了上述三種力量之外，「全球化」也是影響各國高等教育趨同發展重要驅力，甚至是共同影響上述三種力量協調結果的跨國因素。
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與普級化：市場的開端
由於較高的教育程度，往往反映了較好的勞動市場競爭能力和薪資待遇，學術研究工作也被普遍認為是具有高社會地位與經濟收入的職業。因此高等教育的普級和教育水準的提升，以及對於高等教育服務的需求量提高，可以說是隨著歐美各國的社會發展與產業轉型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以英法兩國為例，高等教育學生從1960年代的13萬人，快速成長至2000年的210萬人。法國的高等教育學生人數也從1960年代的50萬人以下，擴張至2000年初的200萬人(范麗雪，2010)。再加上各國政府普遍在自由主義的政治潮流中，逐漸鬆綁對於私立大學的管制，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也在這樣的需求下快速的成長。
但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傳統上以國家作為教育成本主要負擔者的歐洲各國，也逐漸感受到了由於學生數量上升而造成的財政壓力，各大學所能得到的政府挹注不斷被增加的學生和學院數量所稀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教育成本的負擔者由政府轉向作為消費者的學生。要求高等教育機構自行負擔經營成本，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市場化：教育作為一種商品
高等教育經營方式的變化，與高等教育體系的全球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不斷增長的跨國經濟活動，將以西方世界為中心的國家納入了一個巨大的全球競爭體系之中。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知識經濟面向裡，成為與其他早已在市場中激烈競爭的貿易商品一樣，可以被販售與用以獲取利益的資本之一。在1994年GATT的跨國部長級多邊貿易談判協議<烏拉圭協議>中，明確的將收取學費、帶有商業性質的教育活動納入服務貿易的範疇 (李隆生、詹秋貴、鄧嘉宏，2007)。 各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在來自政府的挹注短缺之下，因此將國際學生的學費視為重要的經營收入來源，開始在全球市場中進行招生競爭。跨國學術交流網路的發展，也使各國的高等教育機構為了競爭國際學術社群中的地位，而開始在研究能力、學生人數、經濟效益等面向上共同競逐聲望與位階 (Simon Margison, 2006) 。這樣的競爭場域一體化，因此使各國的高等教育機構發展政策產生了組織趨同的現象。
在這樣的策略趨同化中，主要影響國家高教政策與高教育機構內部治理的思潮，如引入私人企業的營利取向管理型態，以增加組織營運效益的「管理主義 (managerlism) 」；強調自由市場競爭、減低政府干預並使政策執行效益極大化，且能回應使用者需求的「經濟理性主義(ecomomic rationalism)」(莫家豪、羅浩梭，2001)(戴曉霞，2001)(楊敬子，2004)。 這些與高等教育的擴張、教育商品化、競爭全球化的背景脈絡互相呼應的意識形態，在政府的高教政策變遷趨勢之中所反映的，就是從原本透過國家挹注並管制高等教育經營與研究內容，轉向減少補助經費、放寬學費與合作契約定訂的限制、使高等教育機構私營化並自付盈虧的方向發展。
雖然我們很難明確的描述這樣的思潮變遷，與高等教育市場化之間的關係孰執先後，但無可否認的，高等教育在 1980 年代之後的發展策略很明顯受到這樣的思潮所影響，並牽動著歐美各國高教經營理念的變遷。
當大學成為企業：大學經營理念的典範轉移
而上述經濟理性與管理主義，作為大學治理方式以及研究取向所反映的結果，最廣泛也最為顯著的變化，就是是將企業管理中「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邏輯導入高等教育經營。在組織結構上，大學治理從原本的國家官僚或同僚經營模式(collegiality)，轉為確立明確的行政科層作為決策核心，透過明確區分學術／行政人員的分工、 確立明確的權責系統等方式來增加大學經營的效率(Jan Schapper & Susan Mayson, 2005)。另外，為了能使貫徹管理主義中對於效益與績效的重視，以及因應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共同競爭特質，各種評鑑與評估機制也大量的出現，也同時作為對高等教育機構經營效能的監督，以及作為評價競爭力的工具而存在。
為了能更有效率的將教育資源轉化成商品，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究取向與辦學的內容，也開始以其所能獲取的經濟收益作為投資考量。除了推出各種學程課程、認證課程，朝向能吸引國際學生的方向調整教學課程與研究方針，也試圖不斷藉由擴大教學課程的規模來降低成本。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經營者也試圖將高等教育服務作為商品加以包裝或行銷，並加強與產業界的合作，以取得更多財政收入和聲望(Howard Buchbinder, 1993)。
高等教育研究取向的變化：我們要生產哪些知識？
在新管理主義和經濟性主義的經營方針下，高等教育的價值變遷除了展現在教育服務的商品化之外，同樣也反映於高等教育中的知識生產之上。在傳統的高等教育治理觀念中，高等教育的知識生產被視為基於研究者個人的研究旨趣，或者作為促進全體人類福祉或社會發展，而具有社會性的功能存在。固然在現實中，過去國家權威掌握了高等教育知識生產的大部分主導位置，使高等教育機構與其中的學術社群僅具有相對的自主性(Daniel Lee Kleinman, Steven P. Vallas,2001)，知識生產所帶來的收益，也從來沒有被排除於研究取向的考量因素之外，但高等教育市場化、企業化、商業化所帶來的「知識經濟」觀念，卻是高等教育經營和知識生產的典範價值從「知識本身的社會與學術價值」到「知識作為商品的市場價值」的轉移現象。作為資本的知識被以智慧財產的概念受到保護、限制使用，並強調其經濟價值。在與科技相關的知識領域中，產業界成為挹注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推手，能帶來直接經濟效益的研究在高等教育體系中佔據了支配的地位(Howard Buchbinder, 1993)
而學院管理者受到更多企業管理文化的影響，開始以投資報酬率作為預算分配、進用人事的考量，因此傾向投注在較能快速在市場中取得經濟成果的題材或內容之上，並使那些沒有顯見利益的研究相對的捉襟見肘。評鑑體系的出現，也讓各高等教育機構為了取得較好的評鑑成績，傾向獎勵那些最容易被看見利益與效益的研究生產面向，包括論文產量、期刊發表數等，並以之作為預算分配的參考使研究主題朝向簡單化、實證化、小規模化與標準化發展。(Daniel Lee Kleinman, Steven P. Vallas, 2001)
高等教育從業者作為勞動者：勇敢地站出來？
隨著高等教育人口的快速擴張，各國的高教人才的供給和整體勞動市場需求之間，也逐漸開始產生失衡的現象。在整體勞動市場中，既有的經濟和產業結構無法提供足夠的位置給不斷增加的高學歷勞動者，「高學歷高失業」也因此成為高教人口擴張最遽的歐美各國所共同面臨的難題(張芳全，2008)。高教人才過剩不僅造成沉重的社會與財政成本，對於投入大量時間與金錢接受教育的個人而言，也是沉重的經濟負擔。以美國為例，近年來因為高等教育的擴張和廣發就學貸款，造就了大量背負沉重學貸款，卻無相應工作可作也無力償還債務的高學歷畢業生。他們艱困的處境所反映的，就是高教人才供需失衡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而在高等教育體系內部的勞動供需中，由於高等教育體系內部同時扮演了高教人才的生產與需求的雙重角色，因此並非經濟學假設中的自由市場。越多學生等於越多學費收入的邏輯，也使各高等教育機構忽視高教職位的有限性而大量招收學生。早在1980年間，就有研究指出美國博士生的總數已經超越既有的高教職缺，並認為供大於求的競爭壓力之下，必然使勞動環境對於求職的高教人才更加險峻
除了學院教職薪資成長幅度降低之外，為了消化過剩的高教人才，高等教育機構中非典型僱用的比例也逐漸上升。從遠本的終身僱用，到慣例上會予以續聘的定期契約僱用，最後是確定不續聘的定期契約，以及兼職的部分工時教師，高教從業人口僱用的彈性程度不斷的上升(Robert E. Roemer, James E. Schnitz, 1982)。在1993年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中，50.8%的大學學院教職以一年期契約的方式僱用，其中15%甚至聘期只有一學期。 部分工時教師則負擔了近25%的總授課學門，而會選擇擔任兼任或約聘教師的原因，是因為求職者根本無法在高教機構中找到任何專任正職(A. Lanethea Mathews, 2000)。
高等教育系統中僱用方式的彈性化，雖然藉由造就了大量的彈性僱用職位來緩解高教人才的就業問題，但這些大量出現的「非典型教職」對於學術機構內的僱用環境卻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在長期聘僱和定期或臨時聘雇的職位之間，出現了晉升皆梯斷裂的「勞動市場雙元化(dual labor market) 」現象。穩定的永久聘任教職佔據了工作條件優渥的「主要勞動市場(primary labor market)」。而「次要勞動市場(secondary labor market)」則由低薪、僱用方式複雜的彈性僱用職位所組成。在這樣的二元結構中，任職於次要勞動市場的受僱者由於缺乏組織決策參與的權益，以及較少的研究資源取得途徑，因此晉升更為困難，形成勞動市場內部的結構性區隔，難以脫離非典型僱用的處境。
除此之外，由於管理主義和精既理性主義中對於績效與效能的重視，勞動力的彈性化也同樣被作為節省人力薪資，以及藉由不安定雇用所造成的競爭強化勞動效率的方式。這樣的彈性化趨勢固然降低了知識生產的成本，但高等教育從業人員的勞動條件也因此不斷惡化，不斷增加的工作負荷和工作壓力，加上工作隨時可能不保的不安定感，甚至使其身心健康程度持續下降。在一系列關於英國高等教育市場化後勞動者健康的研究顯示，高教從業者的工作壓力程度已
經顯著高於社會平均值(M. Y. Tytherleigh, C. Webba, C. L. Cooperb, C. Rickettsa, 2005)，並且普遍感受到工時上升、假期工作常態化，工作滿意和工作價值感受也低於許多其它行業的從業人員(Gail Kinman, 2001)。 而在主要造成上述負面工作感受的原因，則是對於學院企業化管理的不適應，以及在工作與研究上喪失原有的自主性所導致。澳洲、加拿大等國家的相關研究之
中，也同樣呈現出類似的結果，顯示在高等教育市場化和企業化管理之下，高教從業人員所面臨的勞動環境也隨之成為高等教育體系建全發展的另外一項隱憂。
結語：站在崖邊的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
雖然相對於高等教育鬆綁已經行之有年的歐美各國，台灣由於在1980年代仍處於黨國機器的威權統治之下，國家機器對於高等教育的控制十分透徹，因此避過了當時全球高等教育市場化的浪潮。但近年來，隨著教育改革和廣設大專院校的政策施行，大學法人化、國計劃、對於評鑑和效能的強調，也使台灣快速的步上當年歐美各國的後塵。雖然不可否認的，台灣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和市場導向的經營政策有著不可磨滅的關係，被國家權威嚴密控制的高等教育也絕
非值得懷念的過去。但在一昧朝向之前西方各國所走過的市場化之路前進之餘，也應注意其已經為各國高等教育體系所帶來的問題，切勿重蹈前人木已成舟之覆轍，也應對於知識和教育服務的價值所在，進行為更深刻的反思與反省。
參考文獻：
莫家豪、羅浩梭，2001，市場化與大學治理模式變遷：香港與台灣比較研究，教育研究集
刊，vol.47，pp.329-361
蓋浙生，2004，台灣高等教育市場化政策導向之檢視，教育研究集刊，vol.50，no.2，pp.29-51
詹盛如，2010，台灣高等教育治理證測之改革─新管理主義的觀點，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vol.94，pp.1-20
范麗雪，2010，歐洲高等教育經費機制之現況、發展趨勢與啟示，教育研究與發展集刊，vol.6，no.1，pp.173-196
李隆生、詹秋貴、鄧嘉宏，2007，全球化與高等教育，2007全球化暨國際企業研討會，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2006年4月26日。
Simon Margison, 2006, Dynamics of national and global compet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vol.52, pp.1–39
戴曉霞，2001，全球化及國家／市場關係之轉變：高等教育市場化之脈絡分析，教育研究集刊，vol.47，no.7，pp.301-328
Jan Schapper, Susan Mayson, Managerialism, Internationalization,Taylorization and the Deskilling of Academic Work: Evidence from an Australi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izing Higher Education, chapter 9,Springer published
Daniel Lee Kleinman, Steven P. Vallas,2001, Science,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Knowledge Worker":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0, no. 4, pp. 451-492
Howard Buchbinder, 1993, The Market Oriented University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Knowledge, Higher Education, Vol.26, No.3, pp.331-347
張芳全，2008，過量及低度高等教育與失業率之國際分析，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vol.4，no.3，pp79-116
Robert E. Roemer, James E. Schnitz, 1982,Academic Employment as Day Labor The Dual Labor Market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53, No. 5, pp. 514-531
A. Lanethea Mathews, 2000,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Academic Job Market,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3, No. 2, pp. 237-242
M. Y. Tytherleigh, C. Webba, C. L. Cooperb, C. Rickettsa, 2005, Occupational stress in UK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ll staff categori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Vol. 24, No. 1, pp. 41–61
Gail Kinman, 2001, Pressure Point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tressors and strains in UK academic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21, No. 4, pp.47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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